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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2021-05-09 08:15

  “双循环”不是简单从某一种需求因素转向另一种需求因素,但是确实有强调重点。鉴于现在错综复杂、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和发展中的新变化,“双循环”更加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主要依靠内需,内需中的消费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是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以及和美国、欧盟这些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我国消费率仍然偏低。按照趋势看,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消费总额的提高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虽然消费率低于主要经济体,但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它们,同时消费增速也快于GDP增速,因此未来中国的三个“世界占比”会产生趋同。第一,我国最终消费世界占比现在是12.1%,会提高到接近于GDP的世界占比16.4%。这中间至少提高4个百分点的总额,世界GDP的4个百分点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第二,GDP的世界占比16.4%会向人口的世界占比18.2%趋同。长期看人口的占比还会降低,这两者之间趋同意味着,中国人均GDP会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2025年人均GDP可望达到13000甚至14000美元。这三个世界占比之间的趋同,意味着中国在不断走向富裕。

  人均GDP的显著提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乃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还不够,因为人均GDP不尽等于居民收入水平,只有GD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提高速度保持同步,或者基本同步才能在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人民生活也相应达到高收入国家居民的水平。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等做法来保证“两个同步”,最终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也是保障消费需求不断提高的前提。

  收入的提高就是做大“蛋糕”,“蛋糕”做大以后如何更好分配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到了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面临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会阻碍进一步的稳定发展。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分配状况不好,目前我国基尼系数还在0.4的水平之上,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下更大的决心去分好它。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是分享式的经济增长,所有群体的收入都是增长的,低收入群体也是不断改善的,让所有人都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使社会能够承受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重要原因。未来,经济增长在减速,“蛋糕”还在做大,但做大的速度会放慢。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分好蛋糕,就会产生不能共享的结果。过去更多是靠初次分配,用的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解决分享的问题,现在看,把收入差距缩小到更合理的水平,仅靠初次分配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转变、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才能把收入差距真正地缩小到社会可承受、与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水平。

  我们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其实就是收入分配改善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定义和特征,包括较高并不断提高的收入、比较稳定和相对正规的就业、比较均等和适当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合理适当的财产收入、一定的教育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不断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靠近,就是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居民福祉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每个群体都能够很快地、同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向中等收入群体靠近,每个群体都逐步具有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特征的过程,ag8国际亚游,就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流动性提高的过程。可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培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第一,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脱贫之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以中位收入的50%水平作为相对贫困标准,目前农村仍有不少人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未达到相对贫困线,是相对贫困的帮扶收入对象。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不断提高所有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使这些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对农村居民来说必须拓宽收入来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这说明不能指望经营农业获得足够多的收入,使很大比重的人群致富。因此,我们要将农村人口转出去,使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才可能更快地解决农村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需要。必须要有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这个流动性首先是横向流动(迁移、外出),只有在横向流动的过程中才可能出现纵向的流动,使他们收入和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第二,消除两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庞大,这部分人从现有的较低收入地位进入到更高收入群体地位,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来源。把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使其享受到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业阶梯中向上攀升。这就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消除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异。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把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了,但这些人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具有城镇户口人群只占全部人口的44.4%,上述两个城镇化率之间一直保持着16个百分点的差距。如何消除这个差距,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稳定的就业、更均等和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通过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其次,让农民工继续保持流动,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第三,扩大新市民的消费需求。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很多已经住在城市,从事着城市人的工作,甚至工资收入也逐渐向城市人靠近,但是由于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消费有后顾之忧,消费模式没有变成城市居民那样,消费也就受到了抑制。模拟表明,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给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就可以使他们的消费提高27%。

  第三,扩大老年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有2.76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其中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降低,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发挥重要的消费者群体的功能。通过教育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同时提高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减轻老年人对后代承担的责任,可以大幅度挖掘这个群体的消费潜力。与此同时,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也符合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本文根据蔡昉在“财经战略年会2020——面向‘十四五’的中国经济”会议发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